摘要：在承不承认原始儒家和后世儒教的分别上，陈独秀表现出的矛盾，便是其中的一例。 ...

正是此类关系的处理，导致了中西历史、社会、宗教之间的差异。

不过区别在于，西方哲学更多地是通过新领域的开辟或方法上的创新，来达到哲学创新的结果。4. 树立多元、多样性的哲学观念。

中国的哲学建设，从西学研究的角度看，经过引进、介绍的阶段，目前对西方的大多数理论，如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等，都已形成一定数量的专家队伍，并在各个领域已有不同数量的研究著作出版，由此可说引进的阶段已经结束，需要适时地转向反思与创新的阶段。哲学的进步、文化的进步在于向前看，在于开拓新视野，解答新问题，增长新知识，而不是相反。他时常用一些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来进行论说、证明。哲学本应是时代思想的精华，是面对事物本身的反思的产物。[8]笔者赞同这样的分析，并认为新儒学已丧失其社会存在基础。

首先，这与现代新儒学产生的背景有直接的关系。[3]冯氏这一思想很具代表性，很能说明新儒家乃至相当一部分哲学研究者的思想，即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路向的看法，是受传统的理念与框架所限制的，而不是把哲学思考的对象放在事物本身，从时代的角度进行思考。润物则是我在感的过程中，由物我相互进入、相互摄取而给予万物以价值、意义、精神生命等人性内容。

[24] 感通不限于形而上之心体的感通，也可指形下之心与境的感通，乃至指妄境与妄心之感通。[13]哪些方法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哲学的方法？冯友兰没有说。但恰恰于此，我们的问题也涌现出来。[12] 《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155页。

因此，逻辑的真由其背后的文化所决定，不存在脱离具体思想范围而永真的逻辑。中国哲学之后的进程正是沿着这纲领所开辟的方向展开的。

在张君劢看来，直觉在内涵上是与理智的分析，与科学的归纳、演绎等科学的方法相对立的一种方法。考察了味活动与感活动的历史及逻辑关联，由此把近代哲学以来一直被降低为与理性相对的感性意义重新上升为一种具有本源意义、贯穿于今日所谓感性与理性层面的活动。[17]在金看来，苏格拉底的传统在西方中断了，而中国几乎一直保存到今天。我们看到，朱谦之在《一个唯情主义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中将直觉当作通达有情世界的唯一道路。

元学的态度则算得上中国哲学的态度，也可以说就是中国哲学的方法。二事实上，许多哲学家更愿意讲普遍的哲学方法，或者说，将自己推崇的方法表述为普遍的哲学方法，以期能使自己的哲学获得更多的认同，获得更强的合法性。又感受、感应，亦是一感通于境之事。[11]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五卷，第149页

吾人之此身直立于天地间，手能举、能推、能抱、能取。他是事业就是继续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进于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哲学……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

说感觉即感通，特别是以视觉、听觉来说感通，我们听来颇觉新鲜。从四种逻辑的特性看，它们都是为了对付不同的对象这种需要产生的。

但考虑到它们与形上学的亲密关系，我们有理由提问：中国哲学是否只有形上学、没有形下学？对西方哲学来说，这个问题则是：西方哲学是否只有形下学，没有形上学？如果有形下学，那么，其方法论的根基何在？中国哲学有无贯穿于形上形下的方法论？牟宗三以感触直觉说现象界已经向我们点示，直觉非中国哲学的代名词，其在西方哲学也有其位置。……心对境若先无情上之感受，亦无知之感通。负底方法是讲形上学不能讲。逻辑由文化的需要决定具体地表现在不同的文化需要都有相应的逻辑与之对应。种种心灵之感通活动，包括我们通常所说的感官之活动。在先秦总结阶段，即在《荀子》、《易传》、《月令》、《内经》已具有辩证逻辑雏形，到宋明，辩证逻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作者参照西方沉思、移情观念考察了感思、感情等观念及它们所展示的思考方式及存在方式。[2]直觉不是认识外物意义上的纯粹的方法，而是与儒学最核心的仁有着直接内在关联的、中国人的存在方式。

但知之义不能尽感通之义，知境而即依境生情、起志，亦是感通于境之事故。牟宗三认为，感触直觉只呈现而不创造，即西方认识论中的接受性经验。

不过，正如上文所论，牟宗三仅关注形上感通的主体，即仁心本体，这又使感通概念的适用性变得可疑起来。[10] 《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序，第3页。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在科玄论战之前结合中西文化大谈直觉的梁漱溟先生。此义理之为人之心知所知，即见此手足耳目，亦全是此‘义理之流衍之地。智的直觉之可能只能依据中国哲学传统来建立，反过来说，智的直觉是中国哲学的基石，是中国哲学的特质。冯契基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既探讨了中国哲学中另类逻辑，也探讨了中国哲学中另类认识论。

依照这个识见，本文从味、味觉开始讨论中国哲学的生成基础，并探讨了味活动的存在论意义、结构及其在感觉谱系中的地位，以及形下、形上层面所生长出来的丰富意义。以视心说视觉，以视觉说感通只有在特定文化传统中才可能，至少，中国文化中生成了这种可能性。

在认识论方面，冯契在狭义认识论所关注的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和科学知识何以可能问题之外，又拓展出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和理想人格如何培养问题，这四个问题合成冯契著名的广义认识论。所以，中西哲学的差异既是思想方向、理想关怀的差异，也是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层面的差异。

[7] 实际上，为了贯彻具体化原则牟宗三为了给科学知识提供根基，又提出形式直观（具体参见《现象与物自身》，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第162页）。[28] 经验方向恰恰是生命展开的方式，思想亦在此生命展开中运行。

形而上学的逻辑之特性在于满足人类的神秘经验。基于此，张东荪认为逻辑大致有四种：形式逻辑、数理逻辑、形而上学的逻辑及社会政治思想的逻辑。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就形式看，辩证逻辑不像形式逻辑那样撇开内容只谈形式，其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

[6] 修学即修养的工夫，即证会、性智。[19] 《知识与文化》第61页。

形式逻辑这种把握思维形式的静态的关系，辩证逻辑由抽象到具体，反映了事物的整体、过程、综合、趋势、泉源，达到了具体与抽象、主观与客观的统一。[27] 《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第9页。

真知足之‘游，亦可知庄子之游于天地之‘游充手之‘抱，至于抱天地万物，而抱一、抱朴，即是老子。有态度，有理智，那么，中国哲学有逻辑吗？众所周知，金岳霖所谓逻辑主要是指形式逻辑，金氏说中国哲学逻辑不发达主要指中国哲学中形式逻辑不发达。